我是一九八一年底穿上军装的，从家乡中原腹地来到遥远的新疆，分配在天山南麓的一个汽车团。我们团担负着繁重的运输任务，主要是为分布在高原雪山、戈壁荒漠的各个边防哨所、雷达站点和兄弟部队运送给养物资。
那时的路况远不如现在，很多地方没有像样的公路，土路、砂石路甚至是临时开辟的便道蜿蜒在群山之间。驾驶员必须技术过硬，胆大心细。
我们开的大多是老旧的解放CA10卡车，这种车结构简单皮实，但没有助力转向，冬天驾驶室里四处漏风，夏天发动机热浪熏烤，驾驶条件十分艰苦。
汽车兵的生活，除了日常的车辆维护保养、队列训练，大部分时间都在运输线上奔波。出车少则三五天，多则十天半月，翻达坂、过冰河、穿戈壁是常态。
天山的道路尤其险峻，很多路段一边是陡峭的山壁，另一边就是万丈深渊，当地人给不少险要路段起了诸如“鬼见愁”、“老虎口”之类的名字，绝非危言耸听。
每次出车前，连队都会反复强调安全规定，检查车辆状况，但意外有时还是难以避免。
一九八二年夏末秋初的一个上午，我和战友何平接到任务，驾驶一辆满载物资的解放卡车，前往位于某山口的一个高山哨所。
何平是我的主驾驶员，比我早入伍两年，安徽人，个子不高但很壮实，性格沉稳，驾驶技术在我们连队是数得着的。
我是副驾驶兼押车员，负责协助驾驶、观察路况和看管物资。
那天的天气起初不错，阳光明媚，但进入山区后，天色逐渐阴沉下来，还刮起了风。
我们沿着盘山公路一路爬升，路面也越来越颠簸。解放卡车轰鸣着，在狭窄的土路上缓慢前行。下午时分，我们接近了那段被称作“老虎口”的险峻路段。
这里山势陡峭，道路在悬崖峭壁间硬生生凿开，连续的急转弯和陡坡，让经验丰富的老驾驶员也不敢有丝毫大意。车轮碾过碎石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，车窗外就是深不见底的山谷，谷底的河流细若游丝。
车辆小心翼翼地通过一个接近180度的回头弯，前方是一段相对平缓但路面布满大小碎石的路段，这是山口前最后一道屏障。
按照经验，通过这里就快到目的地了。发动机沉闷地嘶吼着，我正凝神观察着右侧悬崖是否有松动的石块，何平突然猛地扭头对我大喊：“停车！快！”他的声音异常急促，甚至带着一丝嘶哑。
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但何平的语气充满了不容置疑的紧张。几乎是下意识的，他猛地踩下了刹车踏板。老解放车的制动不像现在的车那么灵敏，伴随着刺耳的摩擦声和车身的剧烈震动，满载的卡车向前冲了一小段距离，终于堪堪停稳。
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急刹车搞得心跳加速，正想开口询问缘由。
就在卡车停稳的那一瞬间，我们前方大约四五十米处的山壁上，突然传来一阵沉闷的轰隆声。
紧接着，大小不一的石块裹挟着泥土，如同瀑布一般倾泻而下，烟尘弥漫中，瞬间就将我们原本即将通过的那段路面完全覆盖。
几块脸盆大的石头甚至滚落到我们车头前方不远处才停下。我和何平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后怕。如果不是何平那声果断的“停车”，如果我们的车再往前开几秒钟，此刻恐怕已经被埋在乱石之下了。
驾驶室里一片寂静，只有我们两人粗重的喘息声和车外逐渐平息的落石滚动声。
惊魂甫定，我们还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庆幸中，突然隐约听到塌方边缘似乎传来微弱的呼喊声。
“好像有人！”何平侧耳听了听，立刻推开车门跳了下去。我也赶紧跟着下车。我们小心翼翼地靠近塌方区域，只见边缘处，一个穿着蓝色劳动布上衣的年轻女子被几块滚落的石头别住了腿，动弹不得，脸上和胳膊上还有擦伤渗出的血迹，旁边散落着一个背包和水壶。
看她的穿着打扮，显然不是部队人员。
我和何平赶紧上前，协力搬开压在她腿上的石头，将她搀扶出来。她的脚踝似乎扭伤了，无法站立。
何平从车上取下急救包，帮她清理伤口，做了简单的包扎。我则检查了一下她的情况，确认没有更严重的伤势。
在等待的时间里，我们了解到，她叫秦晓雯，是乌鲁木齐市一家地质研究所的技术员。
她原本计划乘长途班车去一个偏远的地质勘探队出差，但班车在半路抛锚，归期不定。她想着勘探队的位置离我们这条运输线经过的某个山口不太远，便想抄近路步行一段，没想到走到“老虎口”附近遭遇了这突如其来的山体滑坡。
道路被阻，我们无法继续前行。何平立刻用车载电台向团部报告了遭遇塌方、道路中断以及救助地方人员的情况。
团部指示我们原地待命，注意安全，并会尽快组织人员前来清理道路和接应。我们将秦晓雯安置在相对宽敞的驾驶室里休息，给她倒了热水，又拿出我们的行军干粮分给她。
等待道路抢通的时间里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。何平话不多，但行动间透着军人特有的利落和关怀。秦晓雯虽然受了伤和惊吓，但情绪还算稳定，对我们连声道谢，还和我们聊起她所学的地质知识，说这一带地质结构复杂，容易发生滑坡。
从她的谈吐中，能感受到她是一位有学识、有勇气的女性。我对她不由得产生了几分敬佩。
道路直到第二天上午才被工兵分队初步抢通。
团里派来的救援车辆接走了秦晓雯，她临走时再三向我和何平表示感谢，并记下了我们的名字和部队信息。我们的卡车也得以继续前行，将物资送到了目的地。
这次有惊无险的任务结束后，我和何平因为及时发现并规避险情，避免了重大车辆事故和人员伤亡，并且成功救助了地方群众，双双荣立了三等功。
在那个年代，立功对于普通士兵来说，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。
起初，这份荣誉除了带来一些祝贺和额外的津贴，似乎并未立刻显现出更深远的影响。
部队的生活依旧按部就班，我们继续执行着一次次的运输任务。然而，命运的齿轮，确实在那声“停车”之后，悄然转向了。
何平在那次事件中表现出的沉着冷静和敏锐观察力，给营连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。第二年，上级组织驾驶员教练员培训班，连队推荐人选时，营长力排众议推荐了何平。
凭借着过硬的技术和立功表现，何平顺利通过选拔。培训归来后，他不仅驾驶技术更加精湛，还掌握了教学方法，很快转改为志愿兵（后来称为军士），留在部队担任驾驶技师和教练员，成了团里的技术骨干。
这彻底改变了他原本可能按期退伍、返回安徽老家继续务农的道路。他后来在部队一直干到符合转业条件，安置在了驻地城市一个不错的单位。
而对于我来说，那次立功同样意义非凡。它不仅是对我军旅生涯的一次重要肯定，也实实在在地增加了我的“进步资本”。
一年之后，连队获得了一个提干保送入学军校的名额，竞争相当激烈。在几位候选人条件相近的情况下，我档案里那次三等功的记录，以及当时营救地方群众的事迹，成为了重要的加分项。
最终，我幸运地获得了这个宝贵的机会，进入军校学习深造。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新的单位，开始了作为一名军官的生涯。
可以说，没有那次事件和随之而来的立功，我很难想象自己能够走上这条完全不同的道路。
多年以后，我和何平偶尔还会通电话，聊起在天山下当汽车兵的日子，总会不约而同地提到那次“老虎口”的经历。
那一声及时的“停车”，不仅是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了车辆和生命，更像是一个奇妙的扳道岔，将我和他的人生轨迹，引向了意想不到却又充满希望的方向。
那段在雪山戈壁间驾驶解放卡车奔波的岁月，虽然艰苦，却锤炼了意志，结下了过命的战友情谊。如今回望，心中满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怀念，以及对何平这位好战友深深的感激。
如果没有他那关键时刻的一声呼喊，我们两个人的故事，或许会是完全不同的结局。
